近日，福州一辆车火了：因为自家车位被占，主人反复联系不上车主，一怒之下雇了辆叉车把占位的车扔到了河里。

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11月20日发布通报：扔别人车的车位主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有律师分析认为，车位主人故意毁坏他人的财物，造成的损失远超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起刑点5000元，即使全额赔偿损失，恐怕仍然难逃刑事处罚。

但在网络上，这位车位主人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共情。不少网友认为，车主占用他人车位，还拒不挪车，侵犯别人的财产权在先，车位主人的行为虽然有些极端，但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逼的，情有可原。还有网友热心地为其设计辩护策略。

从现有法律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，车主私自占据他人车位，侵犯了车位主人的财产权，如果车主拒不挪车，车位主人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但是所采取的措施应该“合理”。也不是不能用叉车，比如可以用叉车把占位汽车从车位移出放在一边，但直接扔到河里就超过了必要的限度，过于极端了，车位主人将为也应该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。

但是，为什么该车位主人会如此冲动？采取极端手段的维权又为什么能得到众多网友支持？这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
一部分原因在于，很多时候，人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，如果事情看起来比较小，可能根本没人管，正当权利无处伸张。比如车位被占、汽车被违停堵住、楼上邻居或者楼下广场舞大妈制造噪音，等等。这些事都实实在在地侵犯了个人的合法权益。但是，掌握公权力的执法部门，至少在事情没有闹大的情况下，通常会认定这是邻里之间的民事纠纷，他们没有合法授权使用强力介入，最多只能调解。或者虽然依法可罚，但面对为数众多又蛮不讲理的违法者，执法部门也难以真正处罚。比如广场舞噪音扰民，可以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罚款，但实际上，极少有警方处罚广场舞扰民的报道。

理论上，民事纠纷可以通过民法渠道解决。但是，真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，需要消耗巨大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成本。就拿车位被占来说，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，合法的解决途径是去法院提起侵犯车位所有权（或者使用权）的诉讼。但是，起诉先要固定证据，也许还要公证，花钱不说，等待法院立案、审理、宣判，时间可能要几个月。最后胜诉了，得到的判决可能也只是责令对方挪车，停止侵权，最多再付点停车费，承担诉讼费用。被侵权者起诉所能赢得的与诉讼成本完全不成比例，而侵权方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。这无疑是助长侵权行为。

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，怨气逐渐积累，久而久之，就可能化为戾气，最终爆发。用震楼器对付楼上，向楼下泼水（甚至泼粪）对付广场舞大妈，划车、放气，不一而足。更极端的，甚至可能酿成血案。只是本来有理的维权者一旦选择“以暴制暴”，在现行法律与司法实践中反而成为违法者，被追究责任。这种情势，令守法者、被侵权者处于困惑与两难之中：要么忍，放弃私力救济，要么诉诸私力救济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法律风险与后果。

总之，在看起来“小事”的正当权益被侵犯上，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也应得到及时、有力、切实维护。

首先警方要切实执法，对违法者该处罚就要处罚，不能无所作为，或和稀泥。

其次，应该大幅度降低民事诉讼的成本，提高效率，帮助被侵权者以最低的成本维权，让侵权者付出足以让其不敢再次侵权的代价。比如，可以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，并通过技术手段大幅度提高立案和审理效率，做到有纠纷可以方便起诉，很快得到判决结果，更重要的是，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。

最后，也应该对用尽公力救济手段而无法解决问题的被侵权者，在其不得不诉诸私力救济之后，如使用震楼器、或对侵权载体进行某些处置等，也应该有所宽贷，这样才能对恶意侵权有所抑制。否则，对恶意侵权者无所作为、对维权者积极作为，这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，也挫伤了大众朴素的正义感与“法感情”。

“暴戾”不应被鼓励，但“暴戾”背后的原因也不应被忽视。而只有被侵权者的权益得到及时的维护，才能避免怨气堆积成戾气，最终酿成大祸。

来源：南方周末 辛省志